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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论消防及其对消防历史文化的贡献(下)
发布时间:2012-8-7

    四、消防治理中重视法制 

    消防法制是国家法制的一个部分,除了国家的成文法典中有消防条款外,还有独立的、专门的消防法规。这在儒家经典中,也屡有记载。曾经有人认为,只有法家才强调法制,其实,这是一种误解,儒家从来就很重视法制。 

    儒家经典《尚书》,多是古代的政治文告,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部分,因当时没有文字,或虽有文字但不发达,多是后人的追忆,但决不是虚造,因此公认为最早的宝贵历史文献。这部经典中关于刑法的记载就有多处。如:

    《虞书·舜典》:“象以典刑、流宥五刑,鞭作官刑,朴作教刑,金作赎刑。” 
    《虞书·大禹谟》:“汝作土,明于五刑,以弼王教。” 

    《虞书·皋陶谟》:“天讨有罪,五刑五用哉。” 

    “象以典刑”,是说舜制定刑法,把它们刻在器皿上。这些刑法,至少有五种。又据《左传·昭公六年(前536年)》记载:“夏有乱政,而作《禹刑》;商有乱政,而作《弼刑》;周有乱政,而作《九刑》。”而《尚书大传·甫刑》称:“夏刑三千条。”可见,当时成文法典之细之多。这些法典,早已失传,在这些法典中有关消防条文已无从查考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法制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,失火、放火和见火不救等,都是有违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,因此,在成文法典中有消防的内容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事实上,商王朝对“弃灰于街”,周王朝对“凡失火、野焚莱(禁止在野外烧火的时候,烧长满杂草的田)”,都要处以刑罚,就是证明。 

    关于独立的消防专业法规,夏商二朝是否有,未见文字记载,《周礼》中《天官冢宰·宫正》“修火禁”,和《秋官司寇·司烜氏》“修火禁于国中,军旅修火禁”的记载,说明在周王朝时,已经有了专门的消防法规。经孔子及其传人研究整理的儒家经典,对这些刑法的记载,不仅仅是记述历史,而是提倡实行“先王之道”,在管理国家公众事务中,必须依法实施消防治理。 

    孔子本人,对于加强消防法制,更是身体力行。在法家的眼里,也是这样称道他的。如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韩非,在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上,就有两次记述。 

    一次说,商王朝的法规对倒灰在大路上的人要按刑罚处理,子贡认为处罚过重,去问他的老师孔子。孔子说:“这是懂得治理的做法。凡把灰倒在大路上,因热灰中带有火种,经风一吹,必然会烧着人家,被烧的人家必然发怒引起相互斗殴,而斗殴必然引起几个家族相互残杀,造成严重后果,所以对倒灰的人处以刑法也是应该的。而且那种重罚是人们所畏惧的;而不在大路上倒灰是容易办到的。让人们去做他们容易办到的事,而不去触犯所畏惧的刑罚,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。” 

    还有一种说法,商朝的法规对倒灰在公共路上的人要砍掉他的手。子贡说:“倒灰的罪行轻,砍手的刑罚太重,古人为什么这么残酷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不倒灰是容易办得到的,砍手的刑罚是人们所畏惧的。做容易办得到的事,不去触犯所畏惧的刑罚,古人认为这是简捷易行的事,所以才推行这种法规。” 

    另一次说,鲁国人点火烧积泽,天刮北风,大火向南面延伸,恐怕烧到国都,鲁哀公恐惧了,亲自带领民众救火。身边没有人了,都去追逐野兽而火不能扑灭。于是把孔子召来询问。孔子说:“追逐野兽的人,快活而受不到惩罚,救火的人辛苦而没有得到奖赏,这就是火不能扑灭的原因。”鲁哀公说:“说得好。”孔子说:“现在情况紧急,来不及行赏了,而且救火的全部赏赐,国家的财富就不够赏给救火的人,请只用刑罚吧。“鲁哀公说:“好”于是孔子便下达禁令说:“不救火的,以投敌论罪;追逐野兽的,以擅入禁地论罪。”命令下达还没有传遍,火就全部扑灭了。

    五、开编修国史记录火灾的先河

    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修史的民族,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,实有赖于历代国史的编修。历代的史学家,又都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修史的传统。 

    (一)话说《春秋》 

    春秋时期,各国都设有史官,专修国史,但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却只有《春秋》一部了。还有一部《竹书纪年》是魏国的编年史,还是在西晋初年(265-270年)从战国墓中出土的“文物”,但在宋代又丢失了。现存的今本、古本《竹书纪年》,都是清代学者从其他史学著作中辑录、整理出来的,无论其规模、厚度、原始性都远不及《春秋》。 

    《春秋》原本是鲁国史官修的编年体史书,上起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,下迄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年)。共记载鲁国12位国君在位时242年的各诸侯国的史事。现有的《春秋》是经孔子重新修订的,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。之所以把编年体史书称作“春秋”,据说,古人在一年四季中,特别重视春、秋两季,就用“春秋”来概称年代。鲁国由于遵守周王室的旧制,所以将史书称为“春秋”。这一历史时代,就因这部书名《春秋》,被后人称为“春秋时代”。 

    《春秋》这部书,最先写在竹简上,史官记事又有一定的 “笔法”规则,因此,文字极为简略。后世的学者花费了很大精力去研究,领会其中的含义,并将它作为孔子的“微言大义”来传播。《春秋左传》就是研究讲解《春秋》大义的三部主要著作之一,其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,据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。《春秋左传》用历史来说明《春秋》的笔法,同时又补充了《春秋》中没有记载的许多史事,所以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。 

    (二)火灾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载入史册 

    从事灾害学研究的学者,一致认为《春秋》是先秦典籍中记载灾害最多且详的重要文献资料,与农业相关的旱灾、水灾、冰、雪、雹灾等多达70余次。 

    对消防来说,尤为可贵的是《春秋》和《春秋左传》中记述的火灾达23次之多,并且形成体例。 

    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关于火灾的记述,有的用“灾”,有的用“火”,有的用“焚”,有的用“热”,有严格的区别。关于“灾”与“火”,《春秋》三传各有各的解释。 

    《左传》说:“夏,成周榭火。凡火,人火曰火,天火曰灾。(宣公十六年)”这是按火灾原因来分的,即人为的原因引起的火灾,称为“火”,自然的原因或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火灾称为“灾”。 

    《公羊传》说:“春,宋火,曷为或言灾,或言火?大者曰灾,小者曰火。(襄公九年)”这是按火灾规模大小来区分的,小的称为“火”,大的称为“灾”。

    《谷梁传》说:”夏四月,陈火。国曰灾,邑曰火。(昭公九年)”这是按火灾发生的地区来区分的。“国”,这里指都城,即发生在国家都城的火灾称为“灾”。 “邑”,这里指比都城小的城市和农村,即发生在小城市和乡村的火灾称为“火”。 

    关于“焚”和“热”,主要用于战争火和放火。 

    《春秋》、《春秋左传》把火灾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列为国史的一项重要内容,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火灾和消防治理非常重视,开了我国编修国史必须记录火灾的先河,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深远。直到民国时期编修的《清史稿》,关于火灾的记述,仍沿袭了《春秋》的“笔法”。 

    (三)三次非同寻常的火灾文献 

    在《春秋》和《春秋左传》所记的23次各类火灾中,多为几个字,如鲁昭公九年(前533年),陈国(都宛丘,今河南省淮阳县)发生火灾。《左传》记载:“夏,四月,陈灾。”仅5个字。但在《左传》中,作者却不惜用了260至900余字的篇幅,用浓墨重彩之笔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先后发生在宋国、郑国和鲁国的三次火灾。这三次非同寻常的火灾,总结了春秋时期国家在管理公众事务中的消防治理经验,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一笔消防遗产。这不仅在中国,而且在世界消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 

    现特将这三次火灾的原文引录如下:

    1、《左传·鲁襄公九年(前564年)》记载:宋国(都商丘,今河南省商丘市)灾。 

    (鲁襄公)九年(宋平公十二年),春,宋灾。乐喜为司城以为政。使伯氏司里,火所未至,彻小屋,涂大屋;陈畚揭,具绠缶,备水器;量轻重,蓄水潦,积土涂;巡丈城,缮守备,表火道。使华臣具正徒,令隧正纳郊保,奔火所。使华阅讨右官,官庀其司。向戌讨左,亦如之。使乐遄庀刑器,亦如之。使皇郧命校正出马,工正出车,备甲兵,庀武守。使西诅吾庀府守。令司宫、巷伯儆宫。 二师令四乡正敬享,祝宗用马于四墉,祀盘庚于西门之外。 

    2、《左传·鲁昭公十八年(前524年)》,宋、卫(都楚丘,今河南省滑县)、陈、郑四国火。 

    (鲁昭公十八年(宋元公八年、卫灵公十一年、陈惠公六年、郑定公六年)),夏,五月,火始昏见。丙子(初七日),风。梓慎曰:“是谓融风,火之始也。七日其火作乎!”戊寅(初九日),风甚。壬午(十三日),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,曰:“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”数日皆来告火。裨灶曰:“不用吾言,郑又将火。”郑人请用之,子产不可。子太叔曰:“宝,以保民也。若有火,国几亡。可以救亡,子何爱焉?”子产曰:“天道远,人道迩,非所及也。何以知之?灶焉知天道?是亦多言矣,岂不或信?”遂不与,亦不复火。郑之未灾也,里析告子 产曰:“将有大祥,民震动,国几亡。吾身泯焉,弗良及也。国迁其可乎?”子产曰:“虽可,吾不足以定迁矣。”及火,里析死矣,未葬,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。火作,子产辞晋公子、公孙于东门;使司寇出新客,禁旧客勿出于宫;使子宽、子上巡群屏摄。至于大宫。使公孙登徙大龟。使祝史徙主祜于周庙,告于先君;使府人、库人各儆其事。商成公儆司宫,出旧宫人,置诸火所不及。司马、司寇列居火道,行火所愀。城下之人伍列登城。明日,使野司寇各保其徽,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,禳火于玄冥、回禄,祈于四墉。书焚室而宽其征,与之材。三日哭,国不市。使行人告于诸侯。 

    宋、卫皆如是。陈不救火,许不吊灾,君子是以知陈、许之先亡也…… 

    七月,郑子产为火故,大为社,祓禳于四方,振除火灾,礼也。乃简兵大搜,将为搜除。子太叔之庙在道南,其寝在道北,其庭小,过期三日,使除徙陈于道南庙北,曰:“子产过汝,而命速除,乃毁于而乡。”子产朝,过而怒之,除者南毁。子产及冲,使从者止之,曰:“毁于北方。” 

    火之作也,子产授兵登陴。子大叔曰:“晋无乃讨乎?”子产曰:“吾闻之,‘小国忘守则危’,况有灾手?国之不可小,有备故也。”既,晋之边吏让郑曰:“郑国有灾,晋君、大夫不敢宁居,卜筮走望,不爱牲玉。郑之有灾,寡君之忧也。今执事搁,然授兵登陴,将以谁罪?边人恐惧,不敢不告。”子产对曰:“若吾子之言,敝邑之灾,君之忧也。敝邑失政,天降之灾,又惧谗慝之间谋之,以启贪人,荐为敝邑不利,以重君之忧。幸而不亡,犹可说也;不幸而亡,君虽忧之,亦无及也。郑有他竟,望走在晋。既事晋矣,其敢有二心?” 

    3、《春秋·鲁哀公三年[前492年)》,鲁国,桓、僖宫灾。 

    (鲁哀公三年),夏,五月辛卯(二十八日),司铎火,火逾公宫,桓、僖灾。救火者皆曰:“顾府。”南宫敬叔至,命周人出御书,俟于宫,曰:“庀女而不在,死。”子服景伯至,命宰人出礼书,以待命,命不共,有常刑。校人乘马,巾车脂辖。百官官备,府库慎守,官人肃给。济濡帷幕,郁攸从之,蒙茸公屋。自大庙始,外内以悛,助所不给。有不用命,则有常刑,无赦。公父文伯至,命校人驾乘车。季桓子至,御公立于象魏之外。命救火者伤人则止,财可为也。伞藏《象魏》,曰:“旧章不可亡也。”富父槐至,曰:“无备而官办者,犹拾沈也。”于是乎去表之槁,道还公宫。孔子在陈,闻火,曰:“其桓、僖乎。” 

    六、主张采取的一系列消防措施 

    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记载的上述三次火灾,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消防史料,特别是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的记载,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消防工作最早、最完整、最系统的一次记载。综观这三次火灾的记载,向我们传达了春秋时期消防治理多方面的信息。从这些信息中,不难看出,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消防治理中主张采取的一系列消防措施。 

     (一)消防工作由执政的政卿主管,各部门各负其责 “乐喜为司城”,按孔颖达《疏》,乐喜又名子罕,“司城”是宋国六卿之一,“司城”又称“司空”或“司工”,本是主管建设和百工的。但乐喜不仅是担任“司城”的职务,而且已擢升为主持国政的政卿,即最高的行政官员,相当于后世的宰相。宋国的消防工作由他领导、主管并直接指挥救火。 

    郑国的消防治理,平时是由执掌国政的子产领导、主管,发生火灾前,几个大夫建议禳灾,须经他批准就是证明。发生重大火灾时,则由他直接指挥。子产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,姓公孙,名侨,郑国人。郑简公十二年(前554年)为卿,二十三年(前543年)执掌国政。他锐意推行改革,使郑国重新强盛起来,使位于郑国南北的楚国和晋国不敢小视。 

    鲁国的那次火灾,情况略有不同,记载中没有反映出有执掌国政的官员统一指挥,但却清楚地看出各部门主要官员,分别到场,按照各自的职责指挥救灾、防灾工作。

    在城市的基层,还设有里宰,负责本里的消防。据孔颖达《疏》:”五家为邻,五邻为里。”按《周礼》,里宰每里下士一人。宋国管理城市街巷的伯氏,是大夫,是城内诸里之长。一整套防火灭火的措施,由他布置下去,交各里宰去落实。

    (二)发生火灾,关系国家存亡 

    春秋时期各国的最高行政长官,为什么特别重视消防治理呢?正如郑国大夫子太叔对子产说:“如果发生火灾,国家几乎就要灭亡了(若有火,国几亡)。”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国家都比较小,而国家的主要象征在国都。首脑机关、军队和财富都集中在这里,如果发生重大火灾,甚至把都城烧光,岂不等于亡国。

    何况,以兼并为主要特征的那个时代,邻近的强国也会乘虚而入。因此,执政的长官,对消防自然不敢忽视。 

    在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发生火灾以后,宋、郑和卫国都及时地采取了救灾措施。而陈国却没有组织救灾,还有遭灾的许国,也没有去慰问救济灾民。这两个国家,如此不重视消防,不关心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疾苦,因此,《左传》记载说:“君子是以知陈、许之先亡也。”君子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:陈国和许国定会先期灭亡的。

    (三)在火灾观上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成为主流

    在郑国发生火灾前,裨灶、子太叔等大夫要用国宝来禳火。而子产却不相信祭祀火神禳火的办法能解决问题,不赞成禳火。明确提出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观点,即天象幽远,人世间的道理切近,两者并不相干。批评裨灶:“凭什么知道天道,话太多了。”并指出,因说的太多,偶尔言中的事也是有的。子产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,把注意力放在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救灾措施上。子产是我国历史上对“天道”、“神道”首先提出挑战的政治家,但他的观点是儒家认同,并加以倡导的。 

    在发生火灾时,宋国和郑国所采取的各项救火措施中,虽然也有要保护各种神庙,派人祭天地、祭城池、祭水神、祭火神等活动,只不过是适应当时礼制的需要。而鲁国的那场火,有关祭祀的问题,却只字不提。

    事实上,三国所采取的预防火灾和扑救火灾的措施,都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实可行的。 

    这就证明,当时的执政者在火灾观上,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是占主流地位的。因此,在对待火灾问题上,主要采取务实的态度。

    (四)“正徒”、“郊保”是主要的救火队伍 

    春秋时,尚无专业的救火队伍,扑救火灾的工作主要由“正徒”和“郊保”来担任。

    正徒,即徒役,专门供官府劳役的徒役。按《周礼》由地官司徒主管;“郊保”即徒卒,是郊外守卫小城堡的徒卒,由隧正主管。据郑玄注:“王国百里之内为六卿,外为六遂,遂通隧,隧正是郊外的地方长官。”宋国发生火灾时,乐喜命令司徒华臣率领“正徒”,隧正召集“郊保”赶赴火场救火。可见,这两支队伍是当时救火的主要力量。 

    (五)平时做好准备,以备不虞 

    宋国在发生火灾以前,伯氏管理街巷,把各项防火、灭火准备工作布置下去。这些准备工作,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在没有发生火灾以前,把易燃的小屋拆除;大的房屋不宜拆除,用泥来涂封可燃构件,以增加阻燃能力。 

    准备运沙土的工具,包括从井里汲水的绳子和装水贮水的器物。 

    根据需要估量、贮备用水,堆积沙土。

    巡逻检查城郭,加强守备。

    把火灾发生时火势蔓延的趋向作好标记,清除道上的可燃物,必要时拆除一些小的房屋,以断火路,阻止蔓延。扑救哀公三年的火灾时,就在哀公居住的宫殿周围开出一条阻火道。 

    派司徒华臣调集由他主管的在城内为官府服劳役的徒役,命令在郊外的地方长官隧正,召集守卫小城堡的徒卒,在起火时赶去灭火。 

    要求各部门做好应急和救灾的准备:派大夫华阅、向成分别管理左师、右师各官,让他们各尽其职;要求司寇乐遄把刑书保管好,免遭火患;要求司马皇郧命所属管马的校正和管车的工匠,准备好马匹、兵车和甲兵,保护好武器仓库,随时出动,以防敌寇乘发生火灾之机入侵;要求大宰西徂吾把建邦之六典(治典、教典、礼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)保管好;命令司宫、巷伯加强宫中的警卫;要左右二师命令四乡的乡正祭祀鬼神,要祝宗用马祭祀四方城池之神,并且在西门外祭祀祖先盘庚,以禳火灾。

    做好赈灾的准备工作。郑国在发生火灾时则派官员登记受灾居民和烧毁的房屋,以便灾后减免赋税,发给重建家园的建筑材科。

    上述扑救火灾的各项准备工作,从当时的实际出发,可谓精心组织,井井有条。我们今天看了仍然很有启发。

    (六)发生火灾时重点保护典籍和国君居所 

    发生火灾时,加强重点保护的观念是很明确的。必须重点保护的有三个方面: 

    一是典籍文书,鲁哀公三年司铎宫起火,把桓公和僖公的庙给烧了,这时救火的人都说去保护宫中储存物资的仓库。但南宫敬适赶到,命令管理周书典籍的官,把“御书”搬出来,死守在那里,不然就处死;子服景伯赶到,命令宰人搬出“礼书”,等待命令,不执行就按常规处罚;季桓子赶到,命令把“法典”保存好,说明典章不可失去。宋国的救火措施中也命令大宰要管好“六典”,司寇要管好刑书。说明当时把这些据以治理国家的典籍文书,被看得十分重要,一般物资只有退居次位。 
  
    二是国君居住的宫殿。鲁哀公三年那次大火,就千方百计地想法保护鲁哀公居住的宫殿。 

    三是主祏和大龟。主祏,即先王神主牌。郑国发生火灾时,就命令祝史把先王的神主牌迁徙到周庙去集中保护;派公孙登把占卜用的大龟搬走,当时占卜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,甚至是决定国家大事的一种必要程序。供占卜用的大龟,就成为“神物”了。

    (七)救火的主要方法是阻止火势蔓延,包括开火道和“济濡帷幕”覆盖未起火的建筑 

    春秋时期,建筑的规模不是很大,而且多用草木等可燃构件,一旦起火,很难施救。因此,阻止火势向毗邻建筑蔓延,不使灾情扩大,是灭火战术追求的首要目标。实现这个战术目标,主要方法有两条:

    一是开火道,在已有灾的建筑与尚未起火的建筑之间,开出一条隔离带,把隔离带内的可燃物,包括一些小建筑清除掉。这就是现在采用的“破拆法”或“隔离法”。鲁哀公三年的火灾,为了保护哀公居住的宫殿,就在宫殿周围开出一条环行“火道”。预防火灾措施中的“表火道”,就是准备起火时开火道用的。可见,古人也在做灭火“预案”。 

    二是用“济濡帷幕”覆盖需要保护的建筑。济濡帷幕,就是用水浸湿帷幕一类的织物。鲁哀公三年的火灾,为了保护哀公居住的宫殿就采用这个方法,而且在实施时很有讲究,从可能起火的方向覆盖,由外到里,按顺序进行。 

    七、重视以人为本 

    孔子思想的核心是“仁学”。“仁”是什么?儒家的主要继承人孟子说:“仁也者,人也。”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孔子的学生“樊达问仁”,子曰:“爱人。”可见,“仁学”就是“入学”。强调重人、爱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或人道主义精神。 

   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,对管理国家公众事务的消防治理,极为重视,就是他们的重人、爱人的以人为本思想的一种表现。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,在消防治理中还有具体表述。 

    《论语·乡党》记载:“厩焚,子退朝,问:‘伤人乎’,不问马。”说的是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,一天,他家的马厩失火了,他退朝回到家里,首先问:“伤了人没有”,而不问马。很明显,火灾中,死伤马匹无关紧要,要紧的是伤人没有。这是孔子思想中重人、爱人的典型表现。 

    还有,在扑救哀公三年的火灾(鲁桓公、鲁僖公庙的火灾)时,孔子的学生季桓子赶到后下令说:“救火者,伤人则止,财可为也。”救火的人如果受伤了,或面临受伤的危险,就退下来,停止救火。因为财物烧毁了是可以再创造出来的,而人受到伤害就无法弥补了。这里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。在火灾面前,保护国君的宫殿和救火人员的生命安全,谁重谁轻,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二千多年前的古圣先贤这种对救火人员生命的关爱,直到今天,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,必须继承和发扬。
    






     来源:上海消防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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